公羊產奶、干尸復活、吃煤奇人、水怪之謎……若不知情，很難想象這些選題出自一檔科教類電視節目。故弄玄虛的拍攝手法和敘事情節，一時間博得了眾多“眼球”，但也隨即遭來罵聲一片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公眾經由傳媒接觸、了解科學的訴求卻不容忽視。中國科協連續多年組織的公民科學素養調查表明，除科技教育外，大眾媒體是公眾獲取科技知識和信息的最重要渠道。

　　兩相對照，便折射出長年以來傳媒參與科學普及的尷尬處境和無奈現實。

　　“萎縮式”發展的背后

　　“與我國經濟增長和教育程度的提升相比，科普走了相反的路。”長期從事科技傳播研究的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大光向《中國科學報》記者坦言。

　　“公眾經由媒體了解科學，有近90%的內容來自于電視。”然而，電視這一最為有效的科普傳播手段，卻在我國經歷了一段“萎縮式”發展。

　　李大光在對全國電視臺科技欄目進行調查時發現，2000年前后，全國省市一級電視臺中有科教欄目的是23家，到了2009年則僅剩9家。

　　內容方面，由于媒體自制節目缺乏吸引力，很多未“上星”地方電視臺便采取“偷節目的方式”，改編、“漢化”國外現成節目來應對。

　　事實上，中國科普在1995年之后曾迎來一段“興旺期”，2000年前后達到一個高峰，然而很快就開始下滑。

　　這一發展脈絡背后，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響。1994年12月5日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共同發布《關于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》，科普工作隨后掀起一輪發展高潮。

　　2000年前后，電視臺很多節目開始走市場化道路，講求經濟效益。由此，“以收視率為指標的評價體系，很快就徹底毀掉了電視科普”。李大光同時指出，收視率是全球性的問題，“傳播科學信息，進行科學教育，其收視率肯定比娛樂和新聞節目要低”。

　　對此，電視人也多有抱怨，認為在整個電視體系中，科技類節目“最不受待見”。然而，迫于政策要求，科技內容亦不能完全放棄。

　　北京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翟杰全認為，許多媒體的科技傳播依然屬于“應景式”、“任務型”。傳媒界對創辦科技欄目的信心不足、積極性不高，傳播內容集中于知識普及、成就宣傳層面，自然難以引起公眾興趣。

　　李大光則用“扁、平、散”三個字來總結目前傳媒的科普現狀：“扁”就是壓縮播出時間；“平”就是將內容與新聞和娛樂混在一起；“散”就是將節目插入其他頻道。

　　由此，在科學傳播“鏈條”上，受眾與媒體開始脫節。更為嚴重的問題，則是作為“信源”的科學家與媒體的脫節。

　　“科學家不參與，是中國科普最為致命的要害。”李大光認為，由于沒有充分調動起科學家的積極性，媒體在進行科學普及時，“只好從網絡等渠道獲取二手信息，而不是科學家的第一手科學成果，也不是對科學家研究方法的傳播”。

　　溝通科學與公眾

　　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，百余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名致信本報，呼吁全社會要加大科普宣傳力度、提升科普工作地位。

　　從傳播學角度而言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陳力丹認為，專業科學傳媒的責任，首要是及時、科學地傳播真實信息，然而“專業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力，可能遠不及大眾化傳媒。可惜的是，大眾傳媒的科學素養并不高”。

　　“大眾傳媒，特別是科學傳媒在提升公眾科學素養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為。”在翟杰全看來，傳媒的高度組織化、對公眾而言“可接近性”較強、熟悉公眾傳播語言、擁有專業技能等，都是其他科普途徑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。

　　傳媒的更大作為，尚有賴于專門科普機構和工作者的參與。陳力丹認為：“現在很少有科普專家，緣于體制沒有保障科普工作作為一種獨立和重要的事業。”

　　專業化，同樣是提升科普內涵的現實要求。在翟杰全看來，公眾科學素養的提高，并不僅僅在于獲得一些科學知識，而應當最終體現于“對科學問題的判斷力”。

　　李大光直言，傳媒對于科普的認識存有一個普遍誤區，“僅僅談論知識和科技本身的進展，而不涉及科技的社會影響、科學家的社會責任，更不討論科技的倫理問題。但這些恰恰是需要讓公眾知道的東西”。

　　由此，翟杰全認為媒體需要轉變角色，主動參與到“科學與公眾關系中”。其中最為重要的，是引發社會對科技問題的關注、思考和討論，參與科技決策，監督科技應用后果等。